“老鹰”：黑客江湖今何在

　黑客世界曾经是他们梦想的江湖。

　　老鹰、Goodwill、Frankie、Coldface、陈三公子……这些在中国互联网初体验阶段叱咤风云的高手，至今依然被认为是黑客界难以取代的泰山北斗；而与这些传奇ID一起为人所乐道的，是他们在全盛时期的纷纷退隐及相继转型。

　　如今，无论是转型商业的Goodwill龚蔚、陈三公子，还是辗转为政府公共网络提供安全咨询服务的Frankie谢朝霞等，都选择对当初在黑客界的辉煌三缄其口。显然，在“骇客”大行其道、人人喊打的互联网环境里，他们急于与备受争议的身份划清界线。

　　退隐、转型、商业化是真正追求技术的黑客唯一可以选择的道路吗？——“老鹰”万涛最近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。老朋友们都急于剥离以往的身份，只有他坚守着“鹰派联盟”的阵地，希望找到一条国外都不曾有过的全新道路，把整个黑客组织带到阳光下。

　　老鹰并不是没有困惑，前路固然艰难，他却笃信自己的坚持能为已快速质变的黑客江湖守住一份精神田园。

　　精神世界的异端分子

　　老鹰喜欢说“culture”这个词，他认为真正的黑客文化有其独特内涵，虽然非主流，但并不那么“黑”。

　　“‘黑’不是一种破坏，而是一种有创造性的反抗。研究信息安全离不开攻防，一个互联网产品不会因为你不攻击就变得更安全。黑客的存在，在某种意义上会促进互联网产品的不断改进和完善。”

　　在他看来，凡是有过黑客经历的人，心里必然会有“阴暗面”，对社会，对人生不满意，有革新的欲望——而通过破坏促进建设，是很多早期黑客对自己的独特定位。

　　生于70年代初，先后接受了传统教育与改革开放思想，对信仰的忠诚及对追求自由的渴望常常在老鹰内心交战。而挑战、攻击、反传统之道而行之，是年少轻狂时的宣泄方式。

　　大学三年级，读财会的老鹰迷上了计算机病毒，虽然那时国内还没有互联网，但制造和传播病毒的过程已无意识地尝试了初期的攻击性。而当1995年互联网进入中国时，老鹰仍一头扎在病毒和破密技术的研究中，他还不知道自己终将走进一个影响他未来人生的特殊圈子。

　　1997年是个转折点。印尼发生一系列排华事件，许多华裔被暴徒杀死，商店被疯狂抢劫，华裔妇女遭到蹂躏……中国人愤怒了，大部分初期互联网技术人才都自发参与了网络报复行动，向印尼政府网站的信箱中发送垃圾邮件，用Ping的方式攻击印尼网站。

　　回想那段年轻气盛的日子，老鹰有点不好意思地承认：“我是研究病毒的嘛，当时也为大家制造了一些攻击工具。”

　　无疑，这是中国黑客登上世界互联网舞台的重要标志。事件后，部分人回到了现实生活中，而有些人则从此开始了对黑客理想的执著追求。

　　“这时才渐渐了解到还有黑客文化一说。我认为黑客是以技术作为展现形式的精神世界的一种异端，跟音乐里的摇滚一样，由于精神世界跟主流世界有较大的区别，所以需要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去展现。”随后，老鹰加入全国最早的黑客组织“绿色兵团”。

　　从热血到思考

　　谁是好黑客，谁是坏黑客，谁促进了技术进步，谁又搅乱了互联网的秩序……自有互联网和黑客以来，这些问题就一直被反复提出和求解。

　　依照法律定义，凡是未经允许进入他人的网络或使用网络资源，都属违法行为。

　　然而没有一个早期黑客的成长过程可以离开攻击——“研究过程需要实践，当自己没有一定资源的话，只能在互联网上寻找(攻击对象)。”老鹰不喜欢网站型攻击，但研究病毒本身也是个攻击过程。

　　正如武侠江湖中亦正亦邪的高手一样，他们年轻而冲动，通过不断的挑战超越自我，只受自己内心道德标准约束：“黑客文化的原则是只能攻击，不能破坏。要是你看到别人没关门，走进去把值钱的东西拿走，当然是犯罪；但如果进去走了一圈，什么都不干，或者贴一张纸条在门上，写着‘你忘记关门了’，你说我违法，但我给别人带来什么损失了呢？”

　　1997年反印尼排华，1999年袭击美国能源部、内政部互联网址，2000年回击日本右翼……一系列的对外攻击事件中，他们以爱国为名舞动技术的利剑，青春激扬。

　　时至今天，老鹰已经有点分不清那时的一系列“爱国黑客事件”，到底是真正基于爱国主义热情，还是以爱国主义为旗号，使攻击行为合理化——也许是两者兼而有之，从而使那一代有着矛盾价值观的黑客，能把爱国信仰与对自由叛逆的追求奇迹般结合在一起。

　　然而，热血江湖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。接下来的两件黑客圈“大事件”，使他曾热情高涨的头脑猛然冷静了下来——一是被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的“中美黑客大战”，二是绿色兵团的商业化失败及解体。

　　流变与沉淀

　　“‘中美黑客大战’之后，我们就发表声明，不再从事有组织的攻击行动。”

　　这场在网络上被津津乐道至今的黑客大战，源于2001年4月的中美冲突，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后，中美撞机事件，导致飞行员王伟坠海死亡。消息一经传出，中国黑客又一次大规模团结起来，展开对美国网站的攻击。

　　那一年，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追踪着中美的黑客行动，《八万红客攻白宫》等文章给中国那一代独特的带有爱国主义激情的黑客冠上了“英雄”的光环。

　　“媒体对事件的过分炒作，表面上提升了黑客的形象，实际上却给这个群体带来了伤害。”老鹰的观点很是令人诧异，他喝了一口咖啡，眉头不经意地拧在一起，“很多孩子因为觉得好玩和崇拜而加入这个群体，使本来很小的黑客群体突然膨胀起来。大家进来了，却没有‘精神’和理性。口头上说着爱国，但没有人界定爱国应该做些什么，不少人学了几下三脚猫功夫就开始乱来。尤其那是互联网的复苏时期，只要有一个人看到了‘黑金’的机会，很快就会有其他人跟风。”

　　黑客圈子的异变由此开始，而且不断加速。

　　只要连通互联网，流氓软件无处不在，病毒、木马等黑客技术纷纷快速加入到商业利益链条中——制造木马、传播木马、盗窃账户信息、第三方平台销赃、洗钱，分工明确……曾有近七成的网民因此而丢失过QQ帐号，六成的网民担心信息安全而不敢使用网上支付平台。

　　“这是个比房地产来钱还快的暴利产业！”熊猫烧香病毒的贩卖者王磊如此哀叹自己被利益诱进“黑金”圈子。

　　对此，老鹰有更深层次的思考：“利益驱动是一方面，管制不严和犯罪成本过低才是根源。”正如Goldface所说，中国黑客的生存环境不是太恶劣，而是太宽松了。

　　“对于目前我国互联网安全的管理体制，我个人一直有一些意见。整个网络监察机构越搞越大，上面成立一级，下面就如法复制，下到县里都有网监科，纯属多余。中国这方面的专才本来就很少，稀释到这么多的部门去，不符合集中管理原则。”

　　“更重要的是，互联网犯罪本身很难划定地域。比如我在北京上网，发现一个骗子，但他的IP却是上海的，是不是应该跑到上海去举报？问题是IP在上海，人不一定在，也许他身在广州，只是把服务器设在上海。”

　　中国的网络监察不是独立机构，隶属公安局十一局，即网络监察局，也就是说为了一宗涉案金额仅数千元的案子，要通过各地公安机构调动多个省市的网监部门协作，并谋求运营商配合。各自为政的管理使案件侦查的成本变得很高，最终结果是小骇客恣意横行，而监管部门根本不想管，也管不过来。

　　“我们应该学FBI，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，在中央一级设置完全独立的网络监察机构，在省一级城市设置几个专员协调就可以了。”

　　黑客圈子渐渐被“黑金”圈子蚕食，互联网到处充斥着老鹰口里的“小坏蛋”——“这时，我不得不开始沉淀下来思考，我还可以做些什么，才能为这个圈子保留一份文化和精神。”